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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10月末,涉及信托非标投资的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约为5310.03亿元,对应约5284只产品。这串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套中小银行长期运转的同业套利机器——让自营资金“绕道”理财子公司,再通过信托通道实现净值波动消除与资本占用优化。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10月30日发布《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办法》,对这类通道路径直接按下暂停键。严禁通道业务、禁止提取报酬平滑净值、设定单一投资者集中度上限50%,新规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但更大的压力不在于新规本身,而在于庞大的存量基数——理财公司对信托产品的持仓占穿透前总持仓已达64.9%,其中大部分由城农商行驱动。两年缓冲期看似宽裕,整改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小银行利润率及信托行业造成阶段性冲击。
“名为公募,实为定制”的资金流转术这套模式的起点并不复杂:一家地方城商行或农商行,想要投资收益率更高的项目,却在自营账户上受到三重限制——固定收益平台不能交易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及ABS;交易所公司债风险权重高达75%-100%;若投向ABS,风险权重最高可达1250%。
于是银行选择了绕行。它向某家理财公司出资认购一只“公募理财”——名义上面向不特定公众募集,实际上是为这家银行量身定制的私募型产品。资金到账后,穿透投向一个信托计划。信托公司提供“平滑估值”服务,即通过调整底层资产的估值方法,抹平净值波动曲线。与此同时,底层信用债项目多数由银行自行确定。
最终结果是双重收益:一方面,综合收益率较自营直投高出至少2个百分点/年;另一方面,同等级别的资本占用显著降低。
多位银行业人士、一位理财子高管及一位信托公司高管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操作链条的存在,但均未透露具体涉事机构名称。据调查,参与主体集中在广东地区的部分城农商行,陕西、重庆、甘肃等地的同业投资体量也位居前列。
“平滑估值”:信托公司的隐性饭碗所谓“平滑估值”,本质上是一种估值操纵手段。当底层资产的市场价格发生不利变动时,信托公司可以通过调整估值参数(如收益率曲线、折现率等)人为稳定产品净值,使理财产品对外展示的业绩曲线尽可能平滑向上。
一位信托公司高管坦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停止提供此类服务,但仍有部分地区保留这一做法。收费模式通常与规模挂钩,按产品存续期间的一定比例提取“管理报酬”或“技术服务费”。
这种服务的市场需求旺盛并非偶然。过去几年,债券市场波动加剧,理财产品的净值化管理暴露了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倒挂风险——一旦债市剧烈波动导致净值下跌,赎回潮可能引发连锁违约。而通过信托通道实现的期限错配和平滑估值,恰好成为缓冲垫。
直投模式下,同样的资本只能支持有限的资产投放量;但在通道架构下,同等资本可放大数倍规模。这就是为什么银行乐此不疲地构建这条灰色流水线。
监管重拳落下:从“三三四”到“资管新规”这不是监管机构首次出手整治同业通道业务。回顾2017年,原银监会发动“三三四”检查,直接导致银行同业理财大幅下降,多家机构当年宣布清零。彼时的整治目标是遏制影子银行扩张、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此次则采取了更为系统化的制度重构路径。《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办法》明确三条红线:第一,严禁任何形式的通道业务;第二,禁止受托人提取报酬用于平滑产品净值;第三,设定集中度约束——单一投资者持有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比例不得超过50%,同一关联方的合计持有比例不得超80%。
这三条规则直指之前整个操作链条的核心漏洞。50%的集中度上限意味着银行无法再将几乎所有自营资金打包注入单只定制化产品;禁止提取报酬平滑净值切断了信托公司的盈利点;严禁通道业务则直接废除了这一架构的合法性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存量业务的整改时限被设定为不晚于2029年底。这意味着从现在起,相关机构和信托公司还有约三年的窗口期逐步消化现有敞口。
谁的利润承压?谁的格局重塑?对于中小银行而言,这道禁令的直接后果是综合收益率的下行。此前通过同业通道获取的每年至少2%的额外收益将被压缩,而转向标准化固收投资的回报率普遍偏低。更棘手的是,一旦存量规模被动缩减,短期内可能出现流动性缺口填补难题。
信托行业同样面临阵痛。尽管官方数据显示融资类信托余额已从高峰期的数万亿降至约1.5万亿元区间,但作为理财产品的“白手套”,这部分业务构成了不少中型信托公司的收入支柱。一旦通道角色彻底终结,转型压力将集中显现。
理财公司则相对处于有利位置。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推进去通道化,新规反而为其提供了外部推力——借助监管意志加速清理底层资产中的非标信托敞口,推动自身产品结构向标准化靠拢。
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信号在于:如果三年过渡期内整改执行力度不及预期,部分银行可能会寻找新的替代路径,例如通过券商资管计划或其他金融机构实现类似功能。历史经验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猫鼠游戏”从未真正停止,关键在于封堵缝隙的速度能否快于创新规避的变种迭代。
观察指标:未来三年的关键变量判断这场整顿的实际影响程度,可以持续关注以下几个指标:
1。 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平台的季度末信托产品持仓占比变化趋势; 2。 信托业季度报告中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规模变动情况; 3。 中小银行三季度/年度财报中同业投资科目的结构性拆分; 4。 监管层对存量整改进度的阶段性通报频次与措辞强度。
五年后的回望视角或许会更清晰:这不仅是对一道具体监管漏洞的修补,更是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从规模驱动走向质量驱动的关键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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